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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范畴,基本都产生于中外传统社会,于是便带来了一系列深层理论问题亟待研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核心价值观具有共同的属性,即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这些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本质是不同的,因而作为主要体现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价值观,其本质也是不同的。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许多价值观在不同社会大都具有共同性和永恒性。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核心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人的发展实现条件;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019―10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深层理论问题亟待研讨

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弘扬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无疑对团结凝聚国人的力量和精神,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但是,在理论上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有待探讨,否则就难以达到引导人们科学理解、自觉接受和践行这一核心价值观。

显而易见,这12个概念、范畴,全部产生于前社会主义的传统社会中,被古今中外广泛使用。其中有些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期,发展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可以说是曾经雄踞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泱泱中华的核心价值观,是其绵延数千年传承不变的优秀基因和强健有为的软实力,例如富强、友爱、和谐、诚信、文明等;有些产生于资本主义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其中部分成为资本主义标榜至今,并试图将其作为称霸全球的软实力的核心价值观,例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还有任何社会都大力倡导的爱国、敬业等等。因此,有人认为,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性,不应冠之以社会主义,更不应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排斥普世价值观。也有人认为,这12个概念、范畴,没有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界限,宣扬了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普世价值论”。还有人认为,不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这12个概念、范畴,而应将社会主义特有的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为人民服务、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等纳入进去。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叫儒学社会主义更合适,认为儒学是具有永恒性的普世价值,将成为未来世界最有价值的指导思想,甚至会带来第二次世界启蒙运动,而马克思主义这种激进主义不可能被世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正在被日益光耀世界的儒家思想话语权所取代。不少人的理论话语价值的先后排序是中、西、马,中指中国传统观念,西指西方自由主义,马指马克思主义,似乎三者并无本质区别,可以兼收并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地位是最低的。甚至有人根本排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理论界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尽管有的并未公开宣称。

当然,对中华传统观念持批判否定的观点也由来已久,其中代表性的有明清启蒙思想家,如,王船山、戴震、李贽、龚自珍等就把走向极端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批为“以理杀人”。几千年的“三纲五常”和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和社会政策,严重地打压了商人,致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苟延残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当时具有近代市民意识的李贽指出:“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1]深为商人打抱不平。辛亥革命后,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主流价值观长期对传统观念进行了长期批判,抨击传统观念是“吃人的礼教”,揭露它严重地压抑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人格,造就的是充满奴性的奴隶,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旗帜。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将孔子的本原思想与被统治者奉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的儒教加以区别。很显然,孔子的思想中并没有“三纲”和“存天理、灭人欲”这些今天来看是糟粕的东西。就是孔子思想中的精华――仁、义、礼、智、信也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这种种原因导致我们长期以来难以科学认识和评价中华传统观念。

对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制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几乎都给予了批判否定,不留情面地彻底地揭露其资本主义的虚伪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 293这就是十分经典的“两个彻底决裂” 理论。有人认为“马上打天下”必须实行两个彻底决裂;而治天下是不能用两个彻底决裂来加以解释的。这不足以令人信服。

上述种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的理论质疑,以及其与传统核心价值观相互关系的观点,不仅不能令人信服,甚至是混乱荒谬的。对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必须在理论上予以科学回答。究竟用这12个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和实用性?它们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普世价值”?它们是否迎合了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论”?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中华传统的优秀的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与当代西方优秀的核心价值观有高低优劣之分吗?我们有必要对其继承和弘扬吗?如有必要,如何才能继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外传统的优秀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关系?价值观与历史观是什么关系?有传统的科学的优秀的历史观吗?为什么当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 坚持了核心价值观能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当前指导思想的地位是否巩固?它能否成为被未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思想?其地位会被儒学取代吗?中华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价值究竟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核心价值观有无共同的本质或属性?这些无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图予以探讨和回答,敬请赐教。

二、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共有属性而非共同本质 所谓价值观,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事物价值的根本看法。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406,“人在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对这些物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4]409。显然,价值既不仅仅是某种客体、实体,不能归结为客体或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属性,但又离不开这些属性;也不能等同于主体即人的需要或意愿。价值概念是一个关系范畴,是反映主客体关系的一种形态,即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效用。人们从自身需要出发,对事物有用、无用,好坏,善恶,美丑,爱恨,该做、不该做,等等,作出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从而指导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在实践中利用和改造客观事物,以满足自身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凡是能够成功或有所得的价值追求就会逐渐成为值得坚持和传承的价值观。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会不断扬弃先前的价值观,形成新的价值观。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由此决定价值观也是多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的。

有什么样的人的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需要有正面的合理的和负面的不合理的区别。凡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就是正面的合理的需要,需要涵盖着生存和发展,发展对于人来说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关注的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由此,我们关注的价值观,是有利于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即群体、社会、国家的发展的价值观。任何社会都存在居于统治地位、被人们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价值观,即核心价值观。对于阶级社会来说,这种核心价值观是由统治阶级倡导的,是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被统治阶级往往不得不屈从接受。这种客观的必然的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不是任何人可以主观设想和决定的,这成为那个时代的人自愿不自愿必须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和推动,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需要,也是适应了当时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一旦这个核心价值观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也必然不再适应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会被否定和抛弃。人的发展既是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产物,又是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的创造者。“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4] 696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 291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只是观念的一种,它既是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的产物,规范着人的发展状况、水平;人的发展又创造着人继续发展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一再表明的: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它所在的那个社会的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的产物;也可以说,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共有属性。但是,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不同的。由于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包罗万象,有一些并不反映这个社会的性质和本质,甚至反映的是一些人们共同生活的共性的东西、一般人性,这会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对价值观的分析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

这里首先要考察和说明的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样的人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中,也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只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体现着、对应着那个时代的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的。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无论是价值观,还是人的发展都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加以说明,抽象地谈论这些是不能说明任何一个具体的价值观问题或人的发展问题的。但抽象地谈论却能抽象地说明一切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二者是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

对于因具体的需要产生的价值观,既可以是经过科学论证的,也可以是自发产生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不存在科学的价值观。历史上产生的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和期望,只能是出于当时人们的本能渴望或幻想。我国古代社会“小康”“大同”社会的理想,甚至这类思想的顶峰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3] 304没有经过科学历史观论证的价值观,只要适合人们的需要,又有实现的条件,也是能够实现的,它的提出和实现可以是自发的过程。随着实践的深入也可以形成一些理论概念和思维,甚至是系统的成体系的理论。历史观解决的是价值观何以形成及其实现的条件。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也有历史观,如天命观、神命观,认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的内容及实现都是由天命、神命决定的。一方面相信宿命;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求神拜佛,祈求好命。

相对于价值观,历史观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没有长期的科学知识的积累,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的磨练,没有相应的物质的和社会文化条件的积淀,是不可能形成科学历史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成为科学,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从自身处境出发本能地要求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除旧式分工等等,这虽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要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背景不同,内容有别,但本质上都是空想的。它不可能说明其产生和实现的规律和条件,只能流于空想。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人和社会也都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是靠价值观引领的,只不过对这个价值观并不一定能做出科学解释。即使历史观不正确不科学,人类社会也能在一定程度、一定条件下生存发展下去。唯物史观产生之后,社会和思想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告别了没有科学历史观指引的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时代,开启了由唯物史观指导的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使人们的社会实践摆脱了盲目性和自发性,才能对价值观的形成和实现的内在机理做出科学解释。因此,可以说,人类解放的道路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走出了黑暗,踏上了光明大道,这就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有人将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全人类解放,或者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学说,笔者认为不够准确,这里强调的只是价值观、理想、目的,而不是实现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强调的是实现这一价值观、目的、理想的条件、社会力量、道路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想、目的等等,他们的前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差不多很完善地提出来了,甚至远古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古希腊哲人也提出了“理想国”,可以说从价值观、理想、目的的角度,早就提出了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如果仅从价值观、理想、目的的角度界定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确实没有多少高明之处。马克思主义究竟高明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高明在阐述了实现这些价值观、目的、理想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及其实现的条件。“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4]197恩格斯辛辣地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4]198。爱不好吗?可是空谈爱不能真正实现普遍的爱,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当前,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人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源和动力是人的需要,需要又是人的本性,因而是人的本性决定着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动辄大谈需要、人性,似乎一切问题的解决只要诉诸需要、人性就成了,他们抛开或者并不深入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客观的物质条件,只是一厢情愿地讲如何如何满足人的需要,这只能使自己陷入空想,于事无补。人的现实的需要,不是自我生成的,也不是自我发展的,它的实际内容、真正能够实现的内容是由现实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如果需要没有实现的客观条件,只能是观念上的,甚至是空想或幻想,只能是画饼充饥。是生产创造了满足需要的物质条件,生产是决定的因素,需要是被决定的。需要和人性都要由物质存在来说明,而不是相反。当我们讲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个需要是有具体内容的,它又是由生产的具体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空谈满足需要的价值追求。例如,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意识到人是相互依赖的,只有相互关心爱护才能生存发展,于是就形成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古代有些有见识有作为统治者,能够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而产生民本思想。这只是价值观、道德观,并不反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主人的唯物史观。价值观关系到每个人、每个组织、整个民族、国家、社会的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些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价值观,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能实现的,有些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些是当时不可能实现,未来条件具备了就会实现的。

因此,人的发展的实现条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共有属性,而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具体性质具有特定的本质规定,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是一般,后者是个别。有共同属性的事物,才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才可能传承和发展。但是我们在寻求统一、共性、一般的同时,更要注重区别和本质的不同,说清这个个别;因为我们述说一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个别,说清我们当前要做的事。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发展是价值观的最高或最抽象的概括,实现条件是历史观的最高或最抽象的概括;它们都可以在不同层次展开,例如,实现条件可以在社会结构层面展开,即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矛盾层面展开分析。

三、核心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

近些年,“普世价值”是个热门词。西方国家竭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并向别国兜售,企图使别国西化、分化、殖民化。核心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认真对待的问题。价值观,特别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但是,价值观中还有大量反映人类生存、发展的共性问题,反映共同需要、共同人性的日常实用的内容,这些不会仅局限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反而适用于许多或一切社会形态。不可否认,在阶级社会中,这些共性的价值观往往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但其共性的基本的东西,始终会为人们认可和践行。

12个概念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这12个概念因其产生和运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显然具有普世性。具有普世性,不等于只有普世性,仅仅根据其普世性,是不能说明具体事物真实存在的本质特征的。核心价值观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普世性,不能不阐述清楚。

首先,从抽象的意义上分析,核心价值观的12个范畴具有普世性。它既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也适用于传统社会,甚至适用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这12个词都是抽象概念,大都属于道德范畴,且从概念的词性层面看,其寓意都是良善、进步、美好的。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毕其一生,总是以辛辣的笔调和不容置疑的态度批判这些以抽象的道德范畴表述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恩格斯指出:“‘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6]325这里实际上批判的是满足资产阶级一己私利的道德观、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对全体人民而言,它是虚伪的骗人的实现不了的。这里否定的只是这些概念在这一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实际的内容,并没有否定这些概念的抽象意义。

作为抽象概念,它不同于具体概念,例如,张三、李四、长江、黄河这些具体概念,都有特定具体所指。抽象概念有其学理上和方法论上的意义。马克思在阐述生产、劳动等抽象概念时,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7]6这种抽象虽然不能说明一个具体的生产,但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却能说明一切生产。“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7]3。抽象的,并非脱离历史的,它只是从具体的历史阶段中抽取共同的东西。“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7]3 与此相似的抽象概念,如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它也是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着朴素的民主制,在有些国家(如古希腊)的奴隶社会中存在着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这所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多数人决定。把这个共同点抽出来就是抽象的民主。 因此,一般说来,这些抽象的价值观概念的普世性只能说明对象的形式和躯体的共性,而不能揭示对象的内容、本质和灵魂。正像马克思所说,不能“因致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7]3。在阶级社会中,这些具有阶级性的价值观,其阶级内容正是它的本质和灵魂。这正如列宁所说:“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揭露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中的‘自由和平等’就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独裁,是资本压迫劳动。”[8]342-343这里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指抽象的民主,民主的一般、共性、外壳、躯体;而“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民主的内容、本质、灵魂。

其次,在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及个人私德方面,这些价值观也具有普世性。在我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中,大部分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有关,如孝、悌、仁、义、礼、智、信,这些内容为人们所理解、接受、传承,可以说融入血脉,成为民族的基因,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的精神文化支柱。只是在近代西风东渐中,我们接受了许多西方文化观念。一些无关人与人本质关系的观念很容易接受,例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采用的西元纪年。虽然传统纪年能彰显出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特色,西元纪年却有利于进行国际交往和融入世界。这类观念的普世性无疑是容易接受的。我们在使用西元纪年的同时,也在使用干支纪年的农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并行不悖。孝、悌、友、爱、仁、义、礼、智、信,这些关于如何做人的,融汇于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美好的道德,有利于群体的和睦团结,有利于每个人的生存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永恒的价值,值得传承和弘扬。

在个人私德方面的价值观,无疑也具有普世性。恩格斯当年在英国曼彻斯特街上,与一位衣冠楚楚的资本家先生聊天,开始兴致很高,后来说到这里工人生活很困难痛苦,资本家却对此满不在乎,只是说这里能赚到钱。恩格斯感慨地说:“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象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9]564-565这些私德和商业道德方面的价值观的普世性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恩格斯一般不从道德上批判资本家,认为对资本家道义上的批判对于激发工人阶级反抗有一定的动员鼓动作用,这种作用和价值是有限的,资本主义产生和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过程,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担负着资本的职能。

再次,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职能方面的基本价值观也具有普世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职能首先是其政治职能,这是不具有普世性的,只有具体的历史性、阶级性。但是国家职能是多方面的,基本的社会职能却是具有普世性的。诸如国家对环境、交通、安全、水利灌溉、公共服务、基本民生等等方面的管理职能及其价值观就具有普世性。社会职能是国家存在合理性的依据之一,国家存在本质的依据是其专政职能。国家没有了专政职能就不成为国家,国家也就消亡了。国家消亡了,管理职能、管理机构不会消亡,只是管理的性质和方法改变了。另外,无论国家存在还是消亡,甚至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社会治理就存在了。凡是治理就要选贤任能、设官任职、程序严谨、注重效能、分工合作、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令行禁止等等。这些显然具有普世性。

但是,上述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论述,不能为西方资产阶级图谋在全球推行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论”提供依据。他们的“普世价值论”是地地道道的自私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是他们推行霸权主义的政治阴谋。西方资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推销其核心价值观,美国总统在其每年的国情咨文及其外交内政的许多场合中,大力鼓吹其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将其作为实现霸权的软实力,奥巴马就说过:“美国的道德榜样必须始终照耀着渴望自由、正义和尊严的所有人”,“将通过武力与法治的力量保卫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对这种“普世价值论”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断予以批判和揭露。

四、科学认识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明同步兴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流,而非源。孔子是华夏文明在春秋末年的集大成者。从黄帝到孔子经历了两千多年,大致从迄今4500年左右至2500年左右,这期间形成了许多有文字记载的典籍,即至今仍有经典意义的“四书、五经”,“五经”是孔子之前的著作,但经过了孔子等人的加工整理、创新发展;“四书”则是孔子等人的著述,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儒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之前,没有科学的优秀的历史观,之前所有优秀的人文社会思想就表现为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儒家思想的内容,也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这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伦理道德观和治国理政观。正像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10]594中华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简言之是修人和治国。修人即修身、齐家,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前者是内圣,后者是外王。士大夫作为道德模范、社会精英,毕生追求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经典将修身、齐家的价值观概括为“四维”“五常““五备”“十义”等理论。“四维”即仁义礼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孟子》还为它奠定了人性论理论基础,把仁义礼智看成共同人性,并认为这些人性是先天固有的,用唯物史观看这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不科学的成分,仁义礼智是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人性,没错。说是先天固有的,就不对了。“五备”是孝的具体内容,是对父母的“庶人之孝”“敬亲之孝”。“十义”由血缘亲情关系扩展到君臣关系的伦理道德: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系是对等的,人格是平等的。只要把君臣之称换成领导被领导、上级下级就行了。任何社会管理,领导的权威性,人格的高尚性,上下有序性,都是必要的。 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等社会精英,以及帝王将相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中国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十分注重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自身有利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核心价值观,《尚书》、《春秋》等五经有较系统的道德宣教和治国经验总结,是了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为君和治国的最早的最原始的文献。例如,《尚书?尧典》记载:“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舜“浚咨文明,慎徽五典,流宥五刑”,禹“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时不仅树立协和万邦的治国价值观,还进行治国理政的实践。孔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十分赞赏,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史记》中极力赞扬这些圣帝贤王勤心戮力、治理天下的贤君形象,展现其“法天则地”“化育万民”的美政,以及“宽厚仁爱”“尊贤尚礼”的美德。赞扬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管子?形势解》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易经》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尚书?泰誓》指出:“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礼记?礼运》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很显然,富强、文明、民主、公正、和谐,是中华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儒家经典将治国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施仁政。仁政、王道、德治基本是一个意思,都是君臣施政行为的价值观,是治国理政的道德、方略。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常态,上升为理论就是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具有长久的甚至是永恒的价值。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黄帝起至秦帝国建立前,即先秦时代。这时已经产生了圣君贤王治国理政的优秀价值观,世代传承,直到今天也为我们所认可和实行。孔孟总结先贤圣君的经验,认为必须施仁政。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显然,这对于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治国理政是不合时宜的,也必然不为那时的君王所接纳。孔子及其思想被冷落。为了自保和争霸,各国君王接纳和运用法家主张则是必然的。表现最突出的是秦始皇及其前的历代秦王,接受法家的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严刑峻法、虐民暴政,虽能打天下,却不能坐天下。秦始皇统一中国证明法家价值观的实用性和一定的进步意义。汉初实行黄老哲学,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这只能是一时之策,不可能长治久安、国强民富。

第二阶段,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宋明理学盛行。汉初的政治家认真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陆贾告诫刘邦,守天下不同于打天下,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只有通过儒术才能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只有实行“三纲五常”才能上尊下卑、等级分明、统治稳定。“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此后有为之君追求的治国理政更为精细有效,例如,唐太宗总结治国理政经验的著作《贞观政要》一书中指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汉武帝后,孔孟之道虽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观,但内容已由爱有差等,尊有差等,改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人格的不平等、绝对的集权统治。这成了之后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根本政治制度。“三纲”虽是传统价值观中的糟粕,但它是当时适合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现条件,有它的合理性、进步性。

第三阶段,宋明理学晚期至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封建价值观走向了极端,封建专制主义趋于没落,严重地压抑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人格,压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失败后,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起,这一运动对传统价值观基本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旗帜。这时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反对孔子的本原思想,而只是反对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统治思想的符号。彻底的反封建,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和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无疑起了清除障碍、推波助澜、开天辟地的作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予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对象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观念。并不反对对以往思想的批判继承。现在有些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合中国国情的激进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甚至必定是光耀世界的未来的指导思想。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笔者认为,两个彻底决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全社会公有制的成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今天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这必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决裂的只是反动的、腐朽的观念,它是糟粕只能抛弃。而对于优秀的传统观念当然要继承,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优秀的,而当代西方核心价值观有巨大缺陷,二者存在着优劣之分。整体上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它们属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前者反映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后者反映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前者强调整体为本,后者强调个体为本;前者缺乏独立个体的地位和价值,后者突出个体地位和权利;前者强调差等、统治和秩序,后者突出自由、自主和无政府;前者强调内守、合和,后者突出扩张、霸权;等等。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角度看,后者比前者进步,是更高社会阶段的价值观。但是,当今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价值观只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由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尚处在初级阶段,其力量和影响相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弱小的。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世界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面临着要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讲究策略,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中都包含着优秀的成分,应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的价值观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对其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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